那些将孩子忘在夏日车里的父母，那些被父母忘在夏日车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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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夏天了。而今天这篇文章，是我们公众号重发次数最多的文章，没有之一。从2015年的夏天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开始，每年到了立夏天气开始变热之后。我都会重新发一次。去年是个例外，因为入夏的帝都，当时恰好在“忙”别的事情。而今年，我想重新恢复这个传统。
过去每年我们都会在媒体上看到将孩子忘在车里的新闻，有的酿成惨剧，有的则幸运无事。每年在我重发这篇文章的时候，留言区也往往有不同的意见，很多家长认为自己不会那么粗心，不可能将孩子忘在车里。
我当然希望没有家长犯类似的错误。但经验告诉我：人都是会犯错的。尤其是在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出错的事情上。
所以我还是要多发一次，多念叨一次，哪怕会有很多人觉得烦。但我相信多啰嗦一次，或者因为某位读者的转发让更多一个人看到这篇文章。都会减少在我们身边出现类似悲剧的风险。
而哪怕能为这个社会减少一丝这样的风险，我相信都是值得的。
这篇报道是《华盛顿邮报》在2009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Gene Weingarten也因此第二次获得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
作者采访了十几位因为将孩子遗忘在车里，导致孩子死亡的父母，以及相关的专家，除了关注他们的悲剧经历外，也在探讨一些每次我们看到类似新闻时都会问到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父母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种错误的背后只是粗心大意吗？还是有更深层的心理学因素？
怎样避免类似的风险？
为什么没有汽车厂商或其他公司推出相关报警功能服务？
......
所以我们全文翻译了这篇报道。虽然每年都有人留言认为“我很爱孩子很小心，这种风险与我无关”。但我们仍相信，多一个人读到这篇文章，就可能减少一点点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的风险。如果说我们做这个公众号的原因中有一些是来自社会责任感，那坚持发这篇文章，就是我们保持这一点点责任感的自觉吧。
每年都有读者家长说，看这样的真实事件报道，直面这样的风险是很难过的事情。我们当初翻译，以及每年重发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只有让自己克服侥幸和恐惧，直面可能发生的危险，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规避这种风险。
人生就是如此：没有人是绝对不会出错的，而那些知道自己可能犯错的人，反而犯错的概率会更低一些。
这是我们发表过的最长的一篇文章，之所以我们会翻译这样一篇超长的报道，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值得每位父母认真读完。
原标题：致命的分心：把孩子忘在汽车后座是可怕的失误，还是犯罪行为？（关于之前和夏天育儿生活相关的其他文章，可以在我们的工具栏搜索工具中搜“夏天”。）
被告是一个超过130公斤的巨胖中年男子，而他所背负的悲哀和耻辱，使他看起来更宽更重。在勉强塞进去的扶手椅里面，他弓着背, 用一张张纸巾擦拭着因啜泣而流下的泪水。他的妻子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煎熬着心不在焉地扭动着结婚戒指。房间就跟坟墓一样。证人们正在轻声描述，但事件中蕴含的巨大悲痛让他们失去了冷静。医院的急诊室护士介绍完警方第一次带被告来时的样子后，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记得那时他非常紧张，眼睛紧闭，身体摇晃着，能感觉到他在承受内心深不可测的折磨。他很长时间内都说不出话，直到护士坐到旁边握着他的手。那一刻，他终于开口了，可是他说：他不希望恢复平静，他不值得从痛苦中获得喘息，他想感受这一切，然后死去。
法庭审理的是一起由维吉尼亚州政府起诉的故意杀人案。案件的过程没有任何争议：49岁的迈尔斯.哈里森是一个和蔼的人，一个勤奋的商人和溺爱孩子的认真父亲。但这一切结束于那个夏日——他因为工作的困扰一个个不停地打电话，而忘记了把儿子蔡斯送去托儿所。结果在他办公室外的停车场，孩子被安全带固定在汽车座椅上待了9个小时，因7月的酷热而慢慢死亡。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无法原谅的错误，但是不是犯罪？这是需要法官来回答的问题。
在休庭中的某个时刻，哈里森摇摇晃晃地离开法庭。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第一次让众人“见证”和“检视”他的耻辱，他双眼低垂，走路踉踉跄跄，几乎跌倒，在别人扶住他后，失声痛哭“我可怜的孩子…”
此时一群准备参观法庭的中学生进入了房间，带团的老师明显没有预料到现场的情况，几分钟后，这些睁大了眼睛的孩子被带出了房间。
庭审将持续三天。而有两个女人一直坐在法庭后排侧边，她们花了几个小时的路程赶到了这里。和听众席上绝大多数人不一样，她们并非是被告的亲戚、朋友或同事。
“……死者的下肢呈红色和紫红色……”
当法医开始展示本案最令人痛苦的证据时候，后排的这两位女性慢慢依靠在一起，这是一份医学证明：
“……腹部的颜色变成绿色……器官自溶……我们称之为皮肤滑移……死亡时体温达到42度……”
年老并矮一些的玛丽正在发抖；而高个子金发的林恩则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握住她的手。
当庭审结束后，林恩.贝尔福和玛丽.帕克斯安静地离开了法庭，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们本不想来这里，但她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无论是为了被告——还是从更复杂的层面上理解——为了她们自己。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有三个有同样心碎经历的人今天共聚于此。他们三人都曾经以同样无法令人理解的现代失误方式，误杀了自己的孩子。
官方的用词是“高温致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故事往往是相似的：本来一个热爱孩子的细心父母某一天因为日常生活的一点变化，变得忙碌、分心、烦躁或者困惑，然后……将孩子忘在车里。这样的事情全美国一年会发生15-25次，贯穿春夏和早秋，而今，下一个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20年前，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在1990年代，汽车安全专家认为副驾驶的安全气囊会伤害孩子，他们建议将儿童安全座椅移至后排。此外，为了保障新生儿的安全，座椅应转过来，面向后。假如有专家能预见这个变化会让家长看不到孩子，以至于导致这些悲剧的话……唉，谁又能怪他们呢？什么样的父母才会把孩子忘在车里？
事实是，富人会这样做，穷人和中产阶级也会。所有年龄和种族的家长都会这样。母亲出现这样悲剧的比例和父亲一样多。心不在焉型的人和细节控同样都会这样做。半文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没有区别。在过去的十年中，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牙医、邮递员、社会工作者、警官、会计师、士兵、助理律师、电工、新教牧师、犹太教学生、护士、建筑工人、副校长、心理健康顾问、大学教授和比萨厨师的身上。既包括一个儿科医师，同样也包括一个火箭科学家。
去年某天中这样的事件发生了三次，这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年中的最糟糕的一天，而且这样的趋势还没有减弱的迹象。
每个事件都有些不同，但每一个可怕的时刻是相同的：当家长接到自己配偶或托儿所的电话，意识到他或者她的失误。他们疯狂的冲到汽车旁边，而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每个事件都有它骇人的特质：一个父亲将车停在市集旁边，当他发现孩子尸体的时候，旁边萦绕的是欢快的风笛声；另一个父亲试图从现场的警察身上抢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包括玛丽.帕克斯在内的一些人，则会驱车从工作地点赶到托儿所，她们以为自己早上已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尸体其实就在车的后排。
而田纳西州的业务主管查塔努加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在烈日下，他的车子响了三次移动警报，而他看过去发现车子旁边没有人，就遥控解除了警报，继续回去安心工作……
在人类的各种失误中，恐怕任何一种也比不上这种行为对社会关于犯罪、惩罚、公正和仁慈等观念所带来的挑战。根据国家儿童安全宣传小组的统计，大约40%的这类事件中，孩子的死亡没有受到判刑，被认定为一次可怕的事故——家长因为对误杀孩子的回忆而一辈子活在内疚之中，这远远超过任何法官或陪审团的量刑。而在另外60%的事件中，基于类似的事实，应用类似的法律，相关部门却认为家长的疏忽非常大，后果严重，必须积极的用重罪来起诉。
就在哈里斯将孩子忘在公司外停车场的5天前，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东南方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有一名叫安德鲁·卡佩珀的环卫部门电工，在结束了一个漫长值班后，他从父母那里把1岁左右的孩子接上，开车回家，走进屋子，然后就睡着了。被他遗忘的孩子，则热死在车上。
哈里斯被起诉，而卡佩珀则没有。在各自的事件中，是否被起诉是基于某个人的决定。
哈里斯事件中，这个人是费尔法克地区检察官雷.莫罗。在用过失杀人罪发起起诉几天后，他在记者的访问中这样解释原因。
他说：“我们需要重申父母对孩子的监护义务。当你有孩子之后，你就要担起责任。在维护儿童安全权益的议题上，我的态度非常强硬。“
莫罗有12岁和14岁两个孩子，当他被问到是否能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似乎被吓了一跳。他先是转移话题，过了十分钟才回答：“我想说，这是不会发生的，我是个非常警觉的父亲。”
而在朴茨茅斯，决定不起诉卡佩珀的是检察官厄尔.莫布里。他认为孩子的死亡是一个悲剧。警方的调查显示没有犯罪意图，因此不是犯罪。卡佩珀并非无情的用孩子生命做赌注，他只是忘记了孩子在那里。
莫布里说：“最简单的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是将它扔给陪审团，但这样是错的。检察官的工作是实现公正，而不是完成业绩。”
他说：“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在这里对与错的界限泾渭分明，每个遇到类似问题的公务人员都在尽力解决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但公务员也是人，他们的判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复杂的个人经历的影响。
莫布里说：“你知道么，在今天说这个事情挺特别的。”他现在有5个孩子，而今天是他曾经的第六个孩子的生日，“她1993年死于白血病，那时候她快满三岁了。”
说完之后莫布里停顿了一会儿，他不想错误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是根据法律作出的决定，他说“但我可以了解失去孩子的感觉，了解这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
安德鲁·卡佩珀失去孩子之后被放回家中，在剩下的人生中都将会记得他做错的事情。而迈尔斯.哈里森则被以重罪起诉，他惶恐无神的头像出现在报纸、电视上，照片里他的眼睛散发出大多数父母所拥有的那种忧虑感和寻觅感，凝视着对面的墙。他请了一个昂贵的律师。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和证人质询，最终没有达成庭外和解。庭审开始了。
法庭听取了哈里森和妻子讲述了一对40多岁还没有小孩的绝望夫妻求子的故事
，他们三次前往莫斯科，并坐10个小时火车到俄罗斯腹地，最终在一家孤儿院的床上找到并收养了他们18个月大的儿子。他们的邻居证明看到哈里斯和孩子在草坪上嬉戏。他姐姐则证明，她与弟弟、弟媳费尽心思找了几个星期，来给不适应环境的宝宝寻找一个理想的托儿所。
在证人席上的还有哈里森的母亲，她辩护道哈里森是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完美慈爱的父亲。哈里森的妻子则悲痛的描述了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接到他在悲剧发生之后的电话内容——都是完全没意义的尖叫声。
最后，费尔法克巡回法庭的奈伊法官判定哈里森无罪。法官基于之前莫布里决定不起诉卡佩珀同样的法律理由，认定本案中不存在犯罪。
在宣判之后，哈里森喘息地哭泣着。他想站住，而一无所有的他最终跪在地上。
所以如果这不是过失杀人，那这是什么呢？一个意外么？
“不，‘意外’是一个不完美的描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马克.沃斯考尔教授是这样评价的。他是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的专家。
“‘意外accident’代表着这个事情不能预防，‘事故incident’则听上去太微不足道了。”
沃斯考尔是富布莱特项目学者，专门研究如何利用笔记本电脑帮助儿童识字。在2003年的夏天，当他吃完午餐后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发现停车场很多人围着一辆车，警察砸碎了窗户把门打开。又走近了一些，他才发现那其实是自己的车。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早上他忘记把10个月大的儿子米奇送去托儿所了。米奇已经死了。
沃斯考尔没有被起诉，但在随后几个月内，他多次有自杀的念头。但最终自杀的冲动渐渐退去，只剩下悲伤和内疚。
他认为，“我们缺少一个正确描述这类事件的词汇”。同样，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的原因。
大卫.戴蒙一边在华盛顿的酒店吃早餐一边这样解释：“记忆是一个机器，而且它并不完美。我们会希望优先想记住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的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不是这样。如果你会忘记电话号码，你同样也可能会忘记你的孩子。”
戴蒙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分子生理学教授和坦帕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他这次是在一个全国科学会议上演讲，介绍他关于情绪、压力和记忆相互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思考进程会从大脑中最复杂的部分，被切换到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一个竞争性记忆系统上。这个系统的设计陈旧到如同恐龙一样：心不在焉、固执、没有分析能力还愚蠢。
戴蒙自己的记忆力就很糟糕，最近他在开车去商场的路上，突然记起来孙女就在后座上睡觉。他记得是因为副驾驶上的妻子提到了孩子。他明白假如只是自己开车，也许就会发生不能挽回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他非常明白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他介绍说，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宏伟但又着急的设备。表层是更新更复杂的结构，但下面则是和低级生物一样的原始结构。大脑最上方是最聪明灵活的部分：负责思考和分析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构成和保持瞬时记忆的海马体。底层则是和蜥蜴大脑类似的基底节，负责控制那些本能和不自觉的行为。
戴蒙说，例如在熟悉、日常线路上驾车这种情况下，人类大脑会让基底节提供类似自动驾驶辅助仪的作用。当我们的前额叶和海马体在上班路上计划自己的日程时候，你的基底节在无意识却高效地运转，以便你能自如地驾驶着你的车。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发现自己从A点开到了B点，但却没有什么风景、怎么上路、怎么转弯之类的清晰记忆。
通常这种责任分工的模式，就像交响乐一样配合的很漂亮。“但有时候却变成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样，让轰隆隆的炮声掩盖了一切。”
他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让老鼠看见猫，然后记录他们大脑中电化学变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发现无论是突发性还是慢性的压力，都会削弱大脑高级功能中心，让他们更容易被基底节所压制。他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些幼儿在车中死亡的事件里。
他说：“事件是否发生和之前父母的照料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由压力、情绪、缺乏睡眠、生活节奏改变等。这时基底节开始工作，理智思维则被弱化到无力抵抗。结果是被弱化的海马体里的记忆回路就像电脑程序一样被强制覆盖。除非记忆回路被重启——比如听到孩子哭，或者像我一样被老婆提醒，否则记忆可能完全消失。”
戴蒙这时候停顿了一下。”弗吉尼亚州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由压力引发的案例，我前几年去调研过。那是一个叫什么的女人来着？“
他把叉子放下，眼光扫过天花板墙壁和地板，然后摇了摇头。他说因为会议上的压力太大，他的记忆检索能力出了问题，他现在想不起来人名。
”林恩.贝尔福？“
“是的，林恩.贝尔福！“
这是十月中旬，林恩.贝尔福正在电话中给新宝宝预订一个婴儿弹性椅的带子，同时试图紧急安排一个保姆，因为她需要马上去看妇产科。她刚拿到检查报告，她正在排卵，她丈夫在伊拉克，她需要用他的精子来做人工授精，但保姆现在没时间。她只好抓起妈咪包、带上孩子，赶快出门上车开走。但是孩子正在闹，于是她回头给了孩子一瓶果汁，一边看着他，一边看一眼自己头发的发卡，动作一气呵成，看起来她很麻利。
她笑道:“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尽量别同时处理多件事情，我已经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一些。”
林恩.贝尔福就是通常被叫做A型性格的那种人。她是第一个承认她的性格造成了2年前儿子布莱斯的死。事情发生在2007年3月30日，那天她不小心把9个月的孩子遗忘在工作的军法学校办公室外的停车场里。那天的天气只有十几度，但小朋友的体温控制不成熟，车辆内的热量聚集速度又很快，当天贝尔福的车上温度超过了42度。
有一种沮丧的形象比喻可以描述那天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199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里森提出了“瑞士奶酪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灾难性的错误会逃过多重的防御机制而发生。他把瑞士奶酪切成5-6个薄片叠在一起，每片上面的小洞表示那些微不足道的潜在小漏洞。这种防御体系很少出错，但如果巧合下几片奶酪的小洞都重叠在了一起，整个系统就崩塌了。
在贝尔福把布莱斯忘在车上的那天，她一直忙到了深夜，先帮一个急着带宠物去医院的朋友看孩子，然后照顾感冒了的布莱斯。因为宝宝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一直在车上睡觉，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贝尔福计划把布莱斯常用的安全座椅带去消防站请专业人士安装，所以布莱斯被放在另外一个安全座椅里，位置在驾驶员背后而不是副驾驶的背后，因此从后视镜里看不到布莱斯的身影。因为另一辆车被借出去了，贝尔福当天还需要送丈夫去上班，所以妈咪包是放在后排座而不是在平时她会看到的的副驾驶位置。因为和一个有麻烦的年轻亲戚打电话，然后和老板电话讨论工作，贝尔福开车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紧张的通话，解决别人的问题。因为保姆换了新手机，里面只有贝尔福手机号码没有办公室的，所以当保姆打电话问为什么她没有送布莱斯过去的时候，电话在贝尔福的钱包里，没人听到。
每一片的小漏洞就这样重叠到了一起。
没办法为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们画出一个通用的画像来，我们为这篇文章采访的13名家长中，有内向的，有外向的，有温柔的，有阴郁的，有坚强的也有脆弱到可怕的。上面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林恩.贝尔福——一个37岁的预备役军人，曾经在战场服役，在儿子致死这件事上，她也战斗并坚强的挺住了。
她平静的说：“我不觉得我需要原谅自己，因为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
贝尔福身材高大，行动目的性很强，走路会有节奏的摇摆。她的下巴瘦弱但是说话强硬并且不加修饰。她有趣、喧闹、直白，是那种你马上喜欢她或者讨厌她的人。
是她提议去参加迈尔斯.哈里森的审判，也是她在休庭时走向哈里森，挤开人群，用胳膊绕过他的脖子把他拉近。她在他耳边大概低语了差不多1分钟。他的眼睛睁大了，然后靠在她肩膀上像孩子一样抽泣着。她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她知道他是一个爱孩子的好父亲，他不应羞愧。
贝尔福在密西根州的中低收入家庭长大，她生活中有一个被告知是她父亲的男人，又有一个她曾经以为家里的朋友，但后来发现是她生父的男人。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离婚后又再婚。她的生活中充满酗酒、离婚和抚养权战争。于是她满18岁后就参军了。
她有一次在波黑，两次在伊拉克的服役经历，从事情报分析和工程管理的工作。她在那里学会了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她因为出色管理了4700万美元的项目而获得了铜星勋章。她结婚生子又离婚。当她遇到加勒特.贝尔福之后一个月，她就决定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将会是她的丈夫了。18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布莱斯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之后靠人工授精，她和在伊拉克的加勒特有了第二个孩子布莱登，现在他们也在用同样的方法要第三个。
贝尔福暂停了今天的妇产科检查，而是开车前往军法学校，来向我们讲述她儿子的死亡经过——一直往前走，靠马路右边的位置是她当时送老公Jarrett下车的地方，当时她并不经常送他上班，因此她潜意识中做了一个确认标记：送人任务完成。然后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当天她很明显打电话的时候开过了。或者是在和老板在讨论日程的重大变动，或者是在和她侄子在讨论如何还赌债。最后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法办公室的停车场。她将车停在和那天同样的停车位里，布莱斯就是在这里死去的。
“基本就是这样了，除了旁边这两个车位当时是空的。”她说的同时，下车拿走车钥匙和妈咪包。
这是林恩.贝尔福那令人不安的故事。尤其是已经先入为主，认为作为这样的妈妈，她应该怎样面对之后的生活，你更会这样感觉。
比如说，你也许会设想她应该换一辆车。但这辆配着粉红色小铃铛方向盘套的黑色本田领航员，就是布莱斯死去的那辆。就在他死去的位置几英寸以外，贝尔福正在解开布莱登身上的安全带。
她说，“我不认为换车符合我的财务状况。”
贝尔福的眼睛很冷静，她的态度很明确：
你对此有不满么？
不是所有婴儿在车中高温致死事件都像本文中说的那样，只是一些好家长一时记忆的失误这样简单。在另外一些事件中，有些父母有一贯的育儿疏忽前科，或者在嗑药。有时候，父母明明知道有危险，仍然故意把孩子留在车上。在一个非常恶劣的案例中，一个妈妈把自己上锁的汽车当做廉价托儿所使用。当这样的婴儿死亡事件被立案起诉后，一些人会因此被判刑入狱。
像林恩.贝尔福这类的案件，一般在起诉过程中双方就会达成例如缓刑、减刑、社区服务等方式的庭外和解。最终完成整个审判流程的比较罕见。
贝尔福的情况更加少见，她并非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而是二级谋杀，如果成立的话，可能被判最多40年有期徒刑。而且作为保释的条件，她被禁止单独和任何未成年人相处，包括她唯一的十几岁儿子。
因此贝尔福聘请了亚特兰大最顶级的刑事辩护律师约翰.泽维林，这意味着她的丈夫加勒特需要继续作为军事承包商的雇员前往伊拉克，好用战地奖金来支付律师费用。林恩.贝尔福只能独立面对这一切。
这样，她开始从过去的悲伤、内疚和自我麻痹，变成了一个敏感而愤怒的人。
约翰.泽维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侦探小说里的古怪天才，雷克斯.斯托特笔下大腹便便的尼罗.沃尔夫。泽维林的律所在一个有黑色木制百叶窗的漂亮老式别墅里，而有着和圣诞老人相似胡子的律所老板则坐在破洞的皮椅上，而带着污渍的衬衣上的那些扣子们，很努力的坚持着自己的职责不被崩开。
泽维林认为自己当时首要的工作，是证明在这个案件中，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谋杀意图，起诉二级谋杀是非常荒谬的。他成功了，在初级听证会之后，控罪被减轻到过失杀人罪。不过他接下来的工作则更艰巨：他需要想明白这样一个戏剧化狂热的案件该如何辩护。
联邦助理检察官伊丽莎白.基林的陈词是这样的：“一个男孩的生命是不应该这样结束的。他躺在医院的担架上，慢慢地死亡。他的生命消散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泽维林最后需要做一个关键的选择。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往往希望听到被告的亲口陈述。贝尔福赢得了泽维林的喜爱和尊敬，但他是否应该让她坐上证人席呢？
他问：“你们见过她么？”
是的。
“那你们应该看到了她是如何用精神的盔甲来保护自己不受这个世界的伤害，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斗士。这帮她生存下来。但对于那些希望看到她是如何被悲剧摧毁碾碎的人，这可能会让人失望。”泽维林最后决定不冒险让她作证。
他说“我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让她‘站上’证人席，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林恩——脆弱，不狡诈，不会装腔作势。”
泽维林的方法是给陪审员播放两盘录音带。一盘是布莱斯死后一小时左右，贝尔福在医院接受警察询问的录音。她的声音中有无法衡量的悲痛，在抽泣和呜咽中，勉强可以分清她颤抖的话：“我杀了我的孩子，天啊，对不起。”
第二盘是911的报警电话录音。在贝尔福发现尸体之后的几秒钟，她恳求一名路人帮忙报警寻求帮助。
泽维林转了一下电脑，找到一个音频文件：“想听么？”
贝尔福正在重复那一天她下班后的事情。她从学校153A的办公室走到楼外。这之前，大概下午三点左右，她终于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有一个保姆早上打来的未接电话。她回拨过去，但是被转到了语音邮箱。她并没有担心什么，因为保姆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们经常打电话聊天。贝尔福留言让她有空打过来。
保姆打通电话的时候，贝尔福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在学校前面的一个石板庭院里，正在走向停车场。和事发当时一样，一门南北战争时期的火炮，令人不安对准她正在站着的地方。
保姆问她布莱斯在哪里。贝尔福说“你说什么？他和你在一起啊！”
这里距离庭院尽头大概20米远，然后有11阶台阶，再走两步是另外一个12阶的台阶。出了门后大概10米左右是她的车。贝尔福估计当时用了不到半分钟冲到车旁，但她明白已经太晚了。透过窗户他可以看到布莱斯垂下来的手，他的脸毫无生气和光泽。她说“就像瓷娃娃一样。”
几秒钟之后，路人拨通了911的电话。
录音的内容让人无法忍受。大部分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个女人惊恐的声音，但仍能准确的跟警方接线员解释她所看见的事情。开始时电话背景很安静，然后是贝尔福用尽全力的呼喊，“哦，上帝啊，不！”
然后是几秒钟的安静。
然后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不，求你了，不要”。
然后又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是“求你了，上帝，不要，求你了。”
现场当时发生的事情是贝尔福正在用CPR来抢救。她感觉自己当时被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林恩是认证过的战地急救员，她正在有效的进行急救；另一个林恩则是再也不会快乐的失职母亲。吹气、按压、吹气、按压。每次当抬头吸气的时候，她的精神陷入崩溃，然后她则必须要继续抢救儿子。
听完录音后，陪审团合议了90分钟，做出了一致的无罪裁定。
陪审员科林.罗斯说：“我认为类似案件从来不应该被起诉。这可能是因为疏忽所致，但这是一个无意造成的错误。”
陪审团长詹姆斯. 施洛特豪尔是政府的一名巡视员，他不认为起诉本身有问题，贝尔福的案件很复杂，证据需要被公开和讨论。而本案全部一致的判决，也是基于那些证据。他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该死的意外，“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任何人？
施洛特豪尔犹豫了一下，“恩，也发生在我身上过”。
他介绍说，他的事件没有这样灾难性的结果，但潜在的身体紊乱和风险系数是相似的。忙碌和压力，让他和她妻子有一次把自己的职责搞混了，某一天下班后都没有去托儿所接孩子。
他说，“我们都回到家，然后开始问：- Lily在哪里？ - 我以为你去接她！ – 我以为你去接她！”
假如这种混乱是发生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呢？
“任何人都会”，施洛特豪尔这样说。
没有为儿童高温致死设立的全国信息中心，也没有政府机构负责整理相关的数据和统计。最接近这个功能的组织，是一个位于肯萨斯城某个舒服的家里，用地下室改造的办公室。前销售和市场专员，珍妮特.芬内尔运营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名字是“孩子与汽车”。这个组织正在积极向社会呼吁关注提升汽车的儿童安全性，因此他们维护着全美国最悲伤的数据库之一。
芬内尔光着脚蜷座在沙发上。她的实习生安博走过来，放下一篇通讯社新闻稿的传真件，“前压，停车场，北卡罗来纳。”
针对此类事件，有一些可怕的术语。“后压”表示倒车时从后视镜没有看孩子，或者根本没有看后视镜。“前压”则基本都发生在SUV或者皮卡这种座位很高的车型上，司机看不到车前方的孩子。此外还有“电动窗挤压”、“儿童启动车辆”，最后是“高温致死”。
在芬内尔的墙上，有几十个孩子的相片，有些很自豪的举着小手指，仿佛在说“我两岁了！”，“我三岁了！”相片明显是在这些孩子最后的生日上拍的。
芬内尔见了很多高温致死事件的家长，其中有些人现在和她的组织一起工作。她没有主动去寻找他们。这些父母看到芬内尔名字的原因，大多是在他们失眠的深夜里，在网上搜索有没有其他同样的在这种悲剧地狱中苦苦挣扎，勉强存活的人的时候。芬内尔说，“关于这些父母有一种误解，这些人往往其实是溺爱和关注孩子的类型，他们会购买婴儿锁或者安全门，这些事件的发生是记忆出现问题，不是关爱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自己也许会有几分钟没注意孩子，但不可能8个小时忘记他们在哪里。但实际上他们没搞明白的是，这些父母的印象中他们早已把孩子送到了托儿所。他们认为孩子过的很开心，被照顾的很好。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没理由担心或者总去确认宝宝的情况”。
芬内尔认为起诉这些家长是毫无意义并且残忍的。不可能靠着监狱的威胁，就能吓阻家长出现这类错误。
她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提高汽车安全性能，以及让公众从观念上认识到这类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一时的记忆丧失有可能会导致可怕的结果。
她所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我真的不太想……”她的眼睛移开了，不太想有目光的交集。“一个孩子死前把自己的头发完全都扯光了。”
多年来芬内尔一直在游说通过一项新法律：要求新车安装一种安全座椅传感器，当汽车熄火后如果安全座椅仍然感应到有孩子的重量就会报警。去年她几乎成功了。2008年的卡梅拉-古布兰森儿童安全交通法案中，要求提高后视镜和电动窗的安全性，同时还要防止儿童不小心启动车辆，本来这法案例中还包括汽车安全座椅感应器的要求，但没出现在最终法案上。支持者撤掉了这个条款，他们担心强大的汽车厂商会因此游说抵制整个法案通过。
还有几个后加装的产品可以在孩子被留在车里的情况下警告父母。这些产品都不是大厂家生产的。这些产品和3个前任NASA工程师在几年前的产品遇到了同样的市场推广问题。
2000年，克里斯.爱德华兹，特里.马克和爱德华.莫德林开始研发一种用重量感应器和钥匙警报器构成的相关产品。这工作的起因是他们的同事凯文.谢尔顿，他不小心把9个月大的孩子遗忘在NASA兰利研究中心的停车场上，导致孩子死亡。基于航天技术，这个产品很简便、相对廉价而且效果不错。
珍妮特.芬内尔对这个产品有很高的期望，她觉得产品背后的故事，加上NASA的技术保证，可以创造出大众广阔的传播度和接受度。
可5年过去了，这款产品仍然没有上市。发明人找不到愿意生产它的投资人。最大的问题是法律责任：如果你制造了这个产品，一旦它发生故障，没能防止孩子死亡的话，你就会面临巨额的法律诉讼。另外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心理学的暗示：市场研究显示这个产品销量不会好。
问题很简单：人们从不认为自己会犯类似的错误。
“我之前就是这样认为的，我读了相关报道文章，然后我想‘这些家长都在想什么呢？’”
米奇.特里是德州梅匹尔的一名承包商，一个身材魁梧但眼神柔和的人。当发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而他6个月大的女儿则在60公里外的停车场上，炎热德州阳光下某辆锁着的车里。所以他疯狂地驾驶着10米长的大货车，拖着成吨的电线杆大小的木材，以160公里的时速冲向那辆小轿车。
在2005年6月的那天，特里刚刚失业。他找到一份给天主教堂修建围墙的临时工作。他记得把大女儿送到托儿所，但在送小宝宝去另外一个托儿所的时候，他接到一个新工作的电话。这让他分散了注意力，一个致命的分神。
35岁的特里没有被起诉，他被惩罚的方式有些微妙。
特里是南方浸礼会的成员，在米卡死前，他们每周日都会在教堂呆一天，从早上的圣经学习到晚餐。但现在他们不再去教堂了。他说这太混乱了。
“教堂里每个人都说会祝福我们，这让我感到罪恶，我没有感到被祝福。我感觉被上帝弄错了，我也错怪上帝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过了4年，他仍然无法走近那天工作的教堂附近，那天他的女儿在外面，而他在里面，正修建一堵将要悬挂十字架的墙。
“这是一件恶意疏忽的事件……他应该被判死刑。”
“我怀疑他是用这种方法告诉妻子他不想要孩子。”
“他太忙于庆祝卖出房子了。房地产行业的人就这样道德崩坏。”
这些是2008年7月10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关于迈尔斯.哈里森儿子死亡事件的报道文章下面的留言。在每次类似事件发生之后，现实世界里差不多的言论也都会出现，只是时间和地点每次不同而已。大众对这类事件的反应不只是愤怒，有时候甚至刻薄。
纽约奥巴尼的一个临床心理学家，艾德.希林克相认为他知道这种反应的原因。他主要研究严重汽车事故中幸存司机的心理问题。他认为在那些很明显非主观故意的事故，甚至不是父母的过错造成的事件中，公众对于这些父母也过于严厉了。
他说，人类有一个基本的需求，他们需要相信并且坚信这个宇宙不是残酷无情的，可怕的事情不是随机出现的，如果你是负责和警觉的人，这些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他相信在高温死亡案例中的这些父母被妖魔化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很脆弱，但我们不想被提醒这一点。我们希望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假如我们遵守规章，我们就会安全，世界就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当其他人身上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必须把出事的人和我们自己区隔开。我们不希望自己和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假如我们和他们是一类人的话，就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必须是怪物才可以。”
在林恩.贝尔福被无罪释放后，夏洛特斯维尔新闻网的上面出现了这样一条评论：“如果她需要脑子里想那么多事情，就最好把腿闭紧别要孩子。他们应该把她关在夏天的汽车里看看会发生什么。”
林恩.贝尔福在拉克斯维尔的家里，弥漫着香烛和一点点媚俗的甜味。布瑞登在曾经属于布莱斯的婴儿弹椅上开心的咿咿呀呀，然后在同样属于布莱斯的拼花被上爬来爬去。贝尔福则和以往一样一心多用：一边给在伊拉克的加勒特发短信，一边检查布瑞登的尿布。
她说：“人们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其实我不是，我只是把悲伤留到一个人的时候……”这时安抚奶嘴从布瑞登的嘴里掉了出来，她把它冲干净，放回嘴里，“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把悲伤给别人看。”
她说，那个展现给世人的外壳，是她很小心打造出来的。“我想消失，搬到一个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做过什么事情的地方去。但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告诉别人我是谁——我是那个杀了自己孩子的女人，我跟布莱斯许诺过我一定要这么做。”
她在医院抱着儿子的尸体时候许下这样一个诺言，“我吻了他最后一次，我告诉他我多么的抱歉，我说我会全力去做任何事情，来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贝尔福用一种很符合她个性的方法来实现这个诺言：她成为一个现代女性版的“老水手”。她会在山姆会员店之类的地方，半强迫般地拉着陌生人主动聊天，引出孩子的话题，然后告诉他们她对自己的孩子做了什么。就像一个你需要直面的警示寓言。
和其他发生类似事件的父母不同的是，贝尔福任何时候都会接受采访。她和“孩子与汽车”组织合作，不断的重复讲述自己的故事。她永远一致地坚持那些带有一点点愤怒，永远自我中心，有时候会引起争议的观点：任何人都可能发生这类事件，这是错误，但不是犯罪，没有人应该因此被审判。需要新的汽车安全设备来避免这类事件。她很少表现出疑惑或者特别痛苦。没有人见她哭过。
“事实是，痛苦从来没有减少过，它从来不会变的迟钝，我只是暂时离痛苦远了一点，直到我回到一个人的时候。”
贝尔福不愿意去想布莱斯生命最后的时刻。一个好心的医生有一次告诉她，她儿子可能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她心中紧紧的抓住这根稻草。她相信布莱斯在死去时候毫无恐惧，被安慰他的天使所包围。贝尔福相信神会无条件的爱我们，并且帮助我们，这给她安慰，也让她疑惑。
她说“16岁高中时，我被我的约会对象强奸，然后去流产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朋友和妈妈。在流产的时候，我跟上帝祈祷，在我以后能照顾好他的时候，请他把孩子带回给我。”
所以……？
“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贝尔福擦掉了眼泪，“……有时候我会想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我杀掉了一个孩子，因此在我生命最幸福的时候我另一个孩子被带走了。”
贝尔福看着正在地板上和艾莫娃娃玩的布瑞登说：“有时候，我希望我生他的时候就死掉。”
她哭了起来，这时候，那个斗士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话，加勒特就可以有布瑞登，而我也可以和布莱斯在一起。”
迈尔斯.哈里森坐在星巴克的调味台旁边，一张接一张的用纸巾擦干哭湿的双眼。
“我深深地伤害了我妻子，但她原谅了我。而这让我更难过，因为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在他无罪释放的几个月之后，哈里森仍然痛苦地活在公众视野里。他的头像又回到了报纸上。这次是因为俄罗斯外交部正式提交了对他无罪释放的抗议，并且威胁不再允许美国人领养俄罗斯儿童。这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国际事件。
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接受本文的采访。但在2月初他说他准备好了。
“我祈求能得到俄罗斯人民的原谅，美国有很多值得拥有孩子的好人，而很多俄罗斯的孩子需要一个家庭。不要因为我的错误惩罚任何其他人。”
哈里森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蔡斯死后，他回到当地的教堂，牧师和其他教友腾出一间空房让他释放悲伤的情绪。然后牧师过来拥抱了他，轻轻说“你可以随时来这里找我。”
这是珀赛尔维尔的迈克尔.凯利牧师。而除夕夜一条刚下过暴雨的路上，迈克尔牧师停下来想搬开一棵倒下挡路的树，但另外一棵树此时倒下砸中了他，不治身亡。
哈里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事情，似乎任何事情都分崩离析了。但他很惊讶的是，他的婚姻还在。
在他们家，哈里斯和卡罗尔一直将蔡斯的房间保持原样，墙上四处都挂着他的相片。哈里斯说，“我们有时候会一起看他的相片。我看到卡罗尔在哭。她不想我看到，但是我还是看到了。我感到特别的愧疚和痛苦。”
哈里斯说他知道他和卡罗尔不太可能再被允许收养一个孩子了。
他的身体前倾，声音中夹杂了哽咽的声音，和他在法庭上最羞耻的那一刻一样。
“我欺骗了她，让她成为母亲，又失去做母亲的资格。” 星巴克里的人都转头看了过来。
“她本来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第一次的时候有人接听了电话，但是没有说话，电话里只有电视调到非常大的声音，过了一会电话就挂断了。过了几天他再接电话的时候，电视声音还是那么大。他说“过几天再打来吧。”第三次，他接了电话。
你还好么？
“我不知道，就这样试着一天天过下去。”
安德鲁·卡佩珀的声调平坦，就像在昏睡一样。他的句子短促而简短。他是那个幸运的朴茨茅斯环卫电工。迈尔斯.哈里森被起诉，而他没有。他不需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你现在一个人生活么？
“是的”
她离开你了？
“是的，她很受伤，我猜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
你会感激他们没有起诉你么？
没有人回答。
安德鲁？
“我会为我父母感激他们，不会为我自己。他们怎么惩罚我都无所谓，我每天都会用所有的方法惩罚自己。”
你确定自己还好么？
“我试图不去想这件事情，当我开始开始想的时候，我就会变得……”
变得如何？
在很久很久的沉默以后。
“就像这样。”
作为生活简单化的一部分，林恩.贝尔福辞去了工作。但生活又会变得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她又怀孕了。10月那天她做的人工授精成功了。宝宝将在7月出生。
贝尔福的律师要求法庭删除她被起诉的记录。为了让无罪释放的人能重新开始，这种要求一般都不会被拒绝。但在这次检察官大卫.查普曼不同寻常地提出反对。
在法庭外面，查普曼是这样解释的：“反对删除的确是非常罕见的，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这是因为案件的严重性，也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无助的婴儿的死亡的唯一公共记录。”
在半天的听证会后，法官同意检察官的意见，因为贝尔福不能证明她会因为记录而收到不公平待遇，所以记录会继续公开保存。
之后贝尔福一如既往的在新媒体上平静的回答一些问题。她的话没有感情或者歉意：她在考虑上诉，她将继续为了引起公众更多关注于将孩子留在车里的危险而发声。她的话听着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冷。
加勒特.贝尔福终于回家了，在伊拉克的18个月里他负责分析叛乱分子的爆炸物，了解他们的技术，最终爆炸物的来源。因为律师费用，他延长了2次驻扎时间。加内特今年30岁，外形醒目帅气高大，沙色的头发向后直梳，有一种走在狂风中的男人感觉。
加勒特在刚回家的时候，气氛很尴尬，沟通中总有停顿感。当他随便问起布瑞登在干嘛的时候，林恩就会过度反应，好像他在怀疑她的育儿能力一样。但他说，现在慢慢好了一些。
布瑞登9个半月了，和布莱斯死的时候同样大。而林恩又开始做恶梦了。
在悲剧发生前几天，她做了2个恶梦，现在她回想起来就像预言一样。一个梦里面她不小心让布莱斯淹死了，而另外一个则是死于火灾。贝尔福相信这些梦是上帝告诉她，让她准备好忍受将要发生的一切。
最近她梦到布瑞登的婴儿车突然滑开冲向车流。不过，这次她不认为同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加勒特轻轻的说，“我不能再承受一次了。”
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问题，他们正在处理它。他们两个人都说很有信心维持住这段婚姻。
当加勒特上班之后，林恩谈起布莱登的出现是如何帮助他们好起来。她认为这个家庭是被祝福的，因为他们有机会有另外一个孩子。
“你能想象你失去唯一的孩子，而且没有希望再有孩子的感觉么？你能想象那有多绝望？”
因此她做了一个决定。她确认过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没有任何机构可以阻止私人收养行为。她需要一个精子捐献者和一个卵子捐献者，因为她不想用自己的卵子，这样太个人化了。
她到底在想什么？
贝尔福慎重地解释道，迈尔斯和卡罗尔值得拥有另一个孩子，他们会是非常好的父母。
你也许会很快喜欢或者讨厌她这样一个女人，她很坚强，很嘈杂，在不同的人看来，她可能让你耳目一新或者令你厌烦。但首先，她很有决断力。
贝尔福说她已经打定主意，如果迈尔斯和卡罗尔被拒绝再次收养孩子，如果他们用尽办法但是还没有孩子的话，作为礼物，她将帮他们代孕一个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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